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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江南,是为了美食和美女吗?

文|南郭刘勃

皇帝陛下在路上

中国历史上,乾隆是出名的喜欢到处跑的皇帝。可不光是著名的六次下江南,有学者统计,他在位六十年,或远或近的出巡都算上,有一百五十次之多。

但如果把中国和欧洲的帝王出门在外时间来个混合排名,乾隆的名次,却也不会很靠前。因为欧洲尤其是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很多实在太喜欢生活在路上了,可以跑到国家的首都毫无存在感的地步,这是任何中国皇帝都做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成版人抖音app网站免费有两点原因特别重要。

第一,欧洲土地分散在很多世袭的贵族手里,国王平时根本管不了那些地方的事。如果不是时不时跑过去视察下,也许人们根本就忘掉了,国王才是这里的统治者。

第二,那时欧洲的交通状况真的很糟糕,而且几乎没有货币,如果国王跟这些地方征收各种物资的话,那物流成本会非常可怕。相反,如果是国王陛下带着他的贴身侍从跑到各个庄园去,一个一个吃过来,反而比较省钱。

反过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皇帝特别多死宅男。

有了郡县制度这个伟大发明,各地官员由中央任命,过一段时间就会工作调动去别的地方,而且干得不好就会被降级甚至撤职,至于想世袭?门儿都没有!中国的皇帝没事就跑到地方上去刷存在的必要性,就大为降低了。

至于省钱这点,更是完全反过来了。皇帝出巡,随行的不是几十个扈从,而是一个由大批政府官员和后宫嫔妃组成的庞大而矫情的旅行团。比较起来,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出门,根本就是皮皮虾我们走的级别。

大家都在要求高规格的待遇,很多人还借机寻找着敲诈勒索地方的机会。这是一架巨大的移动碎钞机,相比而言,靠运河把南方的资源运到北方,虽然也不便宜,还是划算多了。

所以乾隆这么不爱着家的特点,就确实显得很个别了。

找美食,找美女,找爸爸

按照现在老百姓讲故事的套路,乾隆皇帝下江南,真称得上是改变饮食风气,风靡万千少女。

随便走进一家江南的小饭馆,就会看到墙上的广告板上写着,乾隆皇帝迷了路,饥肠辘辘的来到这里,于是老板端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总之,一种传统美食,就从此诞生。

随便打开一部清装剧,就会看到好清纯好不做作的女主马上就要摔倒,刚好微服私访的乾隆路过这里,把她一把抄起来,然后俩人四目相对旋转起舞。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吃东西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从小养成的,换个地方就容易吃不惯。觉得本地多美食,可以征服异乡人、外国人的舌尖,虽然是常见心理,却多半属于迷之自信。乾隆南巡,一大要求就是吃的要和在北京时没啥两样。

茶房用乳牛 75 头,膳房所用羊 1000 头,牛 300 头,都是从北京提前运至镇江、宿迁等地的,不足的后续还要源源不断补上。乾隆南巡时的御膳单,不少现在都还保存着,可以看出,其中弥漫着浓郁的北方风味,有时大约是因为容妃(香妃)的缘故,也有许多清真菜。

至于乾隆对饮用水的挑剔,更是出名。大家也都知道,泉水里他排第一的,始终是北京玉泉山,济南珍珠泉、无锡惠山、镇江金山、杭州虎跑……都得靠后。对这个排名,南方士人腹诽想来是不少的,但皇帝口味如此,你能咋地?

当然,御膳房有时会有苏州厨子帮忙,江浙的官员也会进献菜品。毫无意外的,这里面最突出的是蔬菜。也确实有不少杂史笔记里说到,乾隆确实对江南的饮食表示过好感。

比如《国朝遗事纪闻》说,乾隆在扬州时特别打听,有什么江南的时鲜蔬菜没有,于是御膳房呈上了油煎豆腐菠菜,号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呈上来。乾隆因为「甘脆肥浓」吃多了,觉得特别清爽,所以大为赞赏。

这里要注意,即使在当时的野史里,这些菜品也还是走过体制内的流程,才送到皇帝面前的,所以指望皇帝迷路而一步登天的饭馆小老板,仍然只能哭晕在厕所里。

至于女人的问题,乾隆有「北地胭脂不敌江南金粉」的审美,当然是可能的。第四次南巡途中,乌拉纳拉皇后突然与乾隆大闹,甚至愤而割发,据说就和乾隆招妓有关。—— 这个传闻本身可信度不高,但《宫中档乾隆奏摺》里记录,乾隆确实悄悄坏了规矩,至少有两名江南籍的嫔妃。

但是,这些汉人女子都是由乾隆最亲信的官员如江宁织造、两淮盐政进献的,民女指望偶遇,仍然毫无机会。

总之,一切以微服私访为前提传闻,几乎都不可置信。这种故事符合群众的心理期待,乾隆却不会这么做,皇帝也是高明的影帝,善于在看起来符合圣人礼教的框架下,巧妙满足自己的欲望。

假扮成老百姓出去溜达,是一件很愚蠢很没有格调的事情。

此外,金庸《书剑恩仇录》中,转发过一个经典老谣:

原来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四皇子允祯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听说大臣陈世倌的夫人同日生产,命人将小儿抱进府里观看。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

所以乾隆南巡,是为了去认亲生父母。

这个传说生猛有趣,但总有点显得雍正智商不在线的样子。

如果雍正实在生不出儿子,那这么做还情有可原。但当时雍正才三十出头,身体健康,更何况他已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就完全没有了这么做的动机。当时皇子们竞争激烈,他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会导致他直接出局,脑子要有多大坑才会这么给自己挖坑?

这个故事的流行,是在晚清民国,汉人的民族情绪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不满被满人统治,所以期待皇帝已经被悄悄换成了汉人。

但为什么挑中乾隆,自然很大程度上和这个皇帝对汉文化的态度有关:他有时会在宫里穿汉人的衣服,从治国精神到行为举止都似乎在刻意迎合儒家鼓吹的标准,而他诗歌创作和给艺术品加盖印章的热情都堪称疯狂。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智商不够但精神可嘉的汉文化脑残粉的样子。

然而,这是一个错觉。

乾隆农家乐与一盘大棋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第一次下江南,但诸般事宜,在乾隆十四年即已提上议事日程。再向前数一年的大事,则有第一次金川之乱。

大、小金川位于川西的大渡河上游,仅有弹丸之地,人口不过数万。然而这次战争,却令皇帝大为难堪。军费耗糜近二千万两,超过了天下一年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调用了十万官兵,加上民夫力役,何止数十万人。结果却是官兵死伤上万,总兵、副将、参将等中高级将领阵亡数十人。

震怒的皇帝为此处死一个大学士,一个川陕总督。

面对这种局势,在钦天监任职的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这样记录了自己的观感:

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既然他强调这是「共同的认识」,则是各种流言,或许已经满城风雨。皇帝必须展示信心和实力,证明这些都实属无知无耻的谰言。

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一次金川之役总算有了个还算体面的收场。也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相继下了两道上谕,准备筹划南巡事宜。

南巡的筹备是「旗人事务」,南巡的路线很大程度上和清初战争重合,南巡随从的军队数量之大,动用马匹数量之多,远超保护皇帝安全的必要;南巡途中,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八旗将领不能乘轿,只能骑马……都似乎在刻意向江南士人和百姓展示,不久前糟糕的表现,只是一次意外的趔趄。八旗兵丁,仍是当年那支无敌之师。

这层用意,连到清朝来的朝鲜使节都感触颇深,所以作了如下评论:「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乾隆当然精通恩威并举的道理,在这个「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炫耀武力的同时,也不断颁布免除赋役的诏旨。皇帝还时时展示自己对汉人诗文、学术的热情和才华。诚然,我们无法判断他多大程度是作秀,又多大程度是发自内心,但作为影帝,这两者无法区别,本就是演技炉火纯青的体现。

但一旦有哪个不知好歹的读书人企图逾越红线,面临的就差不多是灭顶之灾。

杭世骏的案例就是典型。他跟乾隆谈时弊,说是汉人尤其是江浙人才多,满洲人才少,但天下巡抚满汉各占一半,各省总督汉人连一个都没有,是不是不大合理?乾隆的反应就是震怒,几乎将杭世骏处死。

朋友沈德潜评价杭世骏的行为,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邻居家雨后墙塌了,你别去提醒他修墙,因为只会导致他丢了东西怀疑你是贼;新媳妇才过门,婆家饭菜做得好不好,你更是千万别多嘴。—— 总之,身为汉人,别因为皇帝客气,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沈德潜看得是很准的。首次(1751)和第二次(1757)南巡之间,乾隆还有过一次东巡(1754),祭拜满洲祖先,同时强调要弘扬优秀的满洲文化,还特别要注意避免被腐朽没落的汉文化所腐蚀。

影帝的角色转换轻松自如。乾隆指出「娴熟国语(指满语),练习弓马」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又批评满族官员竟用汉文给自己写奏章,还批评满族、蒙古族的官员,用汉字写名字时不是单纯译音而要音义双关,比如点名说,你叫甘珠尔,那很好,非要写成甘珠露取个吉祥的意思,那就属于「悖谬」。

皇帝一个自己写了几万首汉诗的人,却批评满洲子弟说:

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

总之,汉人浮夸满人质朴,是乾隆预设好的二元对立。

从雍正性冷淡到乾隆农家乐,这个艺术风气转换是怎样发生的?这倒也提供了一个理解角度:雍正是一再鼓吹满汉并无分别的,所以趣味不妨向汉人士大夫靠拢,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反过来就是性冷淡风正是最大的浮夸;乾隆朝花里胡哨的瓷器,却反而是质朴的体现,质朴的人,才最容易被拉下水嘛。

乾隆农家乐,这个视觉效果最直观最有冲击力的领域,皇帝和汉人精英拉开了距离而与满洲勇士保持一致,也是塑造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手段。

总之,皇帝心中有一盘无比巨大的棋。

和旗人强化满洲意识稳固基本盘;对汉人暗中提防,但也确实注重轻徭薄赋,以及表示对汉文化的热切认同,从而淡化人们的反抗意识;尽管皇帝对藏传佛教发表过轻蔑言论,但还是把从汉地获得的财富中抽出一笔去送给西藏喇嘛,因为他需要他们去为自己忽悠蒙古王公;蒙古王公忽悠好了,获得的武力支持又可以强化对汉人的威慑;收复西部疆域之后命名新疆,一边打击宗教势力强化对当地的统治,一边却尽可能避免汉人入疆,用行政手段制造汉人与当地族群的隔阂……

种种手法环环相扣制造了一个复杂的彼此制约的链条,于是皇帝的统治,也就超然稳固于其上了。

和水较劲

皇帝下江南公开的理由,则是另一番说辞。除了孝敬母亲,逗老太太开心之外,有所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即最重要的,是治理黄河水患。而自从宋代黄河夺淮以来,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的河道,三者纠缠不清,所以河工又与另一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密不可分,即通过大运河把南方物资运往北方的漕运。

· 明正统十三年黄河主要流路示意图

今天沾着环境科学的光,我们很容易知道,乾隆朝不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

要想治本,就要减少河水中的泥沙,要减少泥沙,就要改善上游的植被状况。所以历史上,像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河套、关中的人口剧减农业荒废,反而也是一个黄河安流不再泛滥的时期。

而乾隆朝,这些地方却在疯狂的烧山垦殖。

清代大体一直采取鼓励人口增长,奖掖土地开发的政策,到了乾隆年间,平原地区的土地也已经没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于是地方大员纷纷上书皇帝,请求允许百姓入山开垦。乾隆七年,皇帝下诏正式推行这一政策,并对新开发的山地免征赋税。

如果中国只有稻米、小麦等传统作物,这个政策的影响也未见得会如此立竿见影,因为它们本不适合在北方寒冷、干旱的山地生长。但问题在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作物已经传入,这个环境,对它们来说正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于是就是野蛮之极的放火烧山除去林木,然后把荒山变为农田,短短几十年间,「西南巴山老林……开辟大半」,「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虽深山密菁,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类似记录,密密麻麻的出现在各地方志之中。

这种情况下,粮食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伴随着可怕的水土流失。黄河下游水患的特点,本来就是淤积导致决口,决口又加快淤积的恶性循环。现在水中泥沙含量暴增,防洪的难度,也随之大为增长。

好在,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从积弊到彻底爆发不可收拾还需要一段时间,河道淤废不堪,水患频发要到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而天崩地裂般的黄河的最后一次大改道则是咸丰五年(1855)。这个时间差,保证了乾隆年间尚能维持盛世景象,供当时人优游卒岁,也供后人追慕怀想。

乾隆南巡期间,对治河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这些指示都得到了详尽的记录。显然,皇帝很重视自己在河务中的形象,毕竟,如果有人说皇帝南巡就是为了游山玩水的,就要靠这些记录去打谣棍的脸。

至于记录包含哪些内容,曾有当代学者整理总结如下:

(1)亲临实地考察,因地制宜治水;

(2)抓重点地段工程,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3)广咨博采,钦承宸断。

这个概括其实挺准确的,但从治理效果的角度说,皇帝如此深度介入河工,一则当然使人怀疑他是否具有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二则他确实大大打击了治河大臣们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实际上,乾隆自己也对河道总督连常识问题也要早请示晚汇报的作风表示不满,曾批示他们应该根据即时动态作出策略调整,不必事事等待自己的指示,「岂可胶柱鼓瑟,必待朕指授机要,方为办及耶?」

但这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官能做到这个位面,自然都有足够的聪明。皇帝亲自在抓的工程,我自作主张,办好了,也不可能成为明代潘季驯,或者圣祖康熙朝靳辅、陈潢那样的治水名臣,而一旦出了岔子,那后果谁来承担?

于是治水工程只能是这样一种状况:永远也治不好,但朝廷还是必须拿出金山银山往里填(有学者估算占到每年国家开支的十分之一)。而这巨额的财政拨款,真的能用到工程上的,又是有十分之一就算不错。河道的官员,倒是成了最大的肥缺。

甚至于,一个官儿贪污腐化生活奢靡,干脆就会被称为「河务习气」。

从这点说,乾隆对河工高度重视,也还是有正面意义的。毕竟,有皇帝这么盯着,官员故意放任河堤决口,然后等朝廷追加救灾款,好借机发财的事,这时还很难发生。

南巡的钱从哪里来

说到皇帝南巡,《红楼梦》有一段著名的文字:

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述的,还是康熙南巡,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圣祖康熙爷比较节俭,乾隆的开销还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乾隆六次南巡究竟耗费了多少白银,无法精确统计。一大原因是,乾隆深知一个好皇帝出巡,应该简朴而高效,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不但不惊扰百姓,还要给大家带去幸福的生活。

乾隆的一举一动,不管实质如何,外面得按照好皇帝的模子来。

皇帝是影帝,大小官员混了这么多年,谁还不是老戏骨咋滴?所以,官方统计出来的南巡开支,一定要越低越好。

从京城到杭州,往返水陆路约 2900 公里,要造精美的龙舟,要修整高质量的道路,沿途还陆续兴建的行宫有 30 多处。这个开支是明的。

乾隆坚信自己深受百姓爱戴,怎么才能体现这一点呢?当然是要经常出现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所以,各地方官员组织民众,还要带领大家学习、演练迎送仪式,努力做到精心排练而没有表演的痕迹,所有的举动既要符合规矩,又要生动自然活泼。这类社会成本该怎么算,就不在账里了。

皇帝到哪里之前,一定会指示一切从简。但哪里行宫建得好,哪里接驾仪式搞得到位,哪里献上的礼物得皇帝欢心,主事官员都会立刻得到封赏。所谓金口说不要,但龙体很诚实。

这花的钱是哪里来的?最好的解释,就是盐商捐款报效。

中国历史上,食盐行业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盐业由国家垄断,价格由国家规定,商人拿到经营许可证(术语叫「盐引」,口语经常叫「窝子」)才可以售卖,特定产地的盐,只能到特定地区(术语叫「引岸」)销售……总之,方方面面都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

好处,则是盐的价格,可以和生产成本脱钩。从盐场几文钱买进的盐,到引岸要卖出几十上百倍的价。

所以盐商就太发财了。

南巡的时候,盐商怎么哄皇帝开心的,在盐商的最集中的扬州,真真假假的新闻传得到处都是。比如总商江春和皇帝的关系有多么好,号称是「布衣结交天子」;比如盐商又修了多少园林供皇帝游览;比如瘦西湖边为什么会有一座白塔?就是因为皇帝游湖的时候,说了句这里挺像朕的北海,就是少了一座喇嘛塔,结果盐商连夜就用盐堆了座塔出来。

盐商为什么那么乐意在皇帝身上花钱呢?

一是钱花出去了是拉近自己和皇帝的关系,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

二是捐款往往没有真捐,其实还是先动用的政府的经费,以后盐商再慢慢还,—— 但这事上盐商属拖把的,拖着拖着也就不还了。所以还是《红楼梦》里那位赵嬷嬷说得好:「还不是把皇上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呗?」

三还有一个原因,是盐商希望皇帝开恩,把食盐的官方定价,再往上提一提。

这倒算是盐商和皇帝双赢的选择。盐价定得高,商人赚得多,朝廷盐税收入也多,至于老百姓买盐多花了钱,那影帝暂时可以装作不知道。

毕竟,只要不加人头税,就不算违背我大清「永不加赋」的祖训的。

朕知道我错了

第五次南巡的下一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篇《知过论》,就是我知道错了。

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呢?

乾隆说,自古以来,可能造成重大政治灾难的,有强藩,有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女谒,有宦寺,有奸臣,有佞幸,所有这些,我当皇帝,统统没有。

那么我没错啊。不对,我有错,错在「兴工作」,就是形象工程搞得比较多。

明朝把天下搞得太惨了,新王朝新气象,其实形象工程是必须的。以前的朝代搞形象工程,用的都是政府经费,那不好。朕的形象工程,花的都是自己往常省出来的私房钱(「内帑节省者」),普通老百姓没有被折腾,穷人还因此得到了工作,所以,这样的形象工程,真是「我朝之善政家法」。

如此说来我更没错了?不对,我还是有错,错在「心有所萦者,必有所疏忽」,太重视一件事情,反而容易出纰漏。

那是我沉醉于赏心悦目的小玩意儿,疏忽了敬天勤民的大职责了吗?怎么可能?我虽然不聪敏,但这种轻重次序,是怎么也不会颠倒的。

那我到底错在哪里呢?是我出巡的时候,各省督抚的沿途接待,真的是好奢侈啊。虽然看到这些也不开心,还批评他们,但他们的错毕竟是因为我犯下的,所以我还是错了。

这行文的千回百转一唱三叹,不愧是影帝级别的飙台词啊。

后世说到乾隆南巡,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

有人说他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有人说他其实有复杂深刻的政治用心。

有又怎么样呢?

是对江南人士的恩威并举?然而这巧妙的政治手腕,只是使得社会越发的僵化窒息,一些被夸大的族群差异,甚至遗祸至今。

是巡视河工?我们已经知道,环境问题无法解决,这事不论乾隆是否亲自过问,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是了解地方上的吏治民情?然而我们只是看到江浙的官员为皇帝安排了一出又一出民情秀。以乾隆的聪明当然能看穿这些把戏,但他也有更大的聪明并不戳穿。

从这个角度说,《知过论》倒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怎么看都完美无缺,怎么看都毫无希望。